（二）大数据给知情同意原则带来的挑战 1.获得同意的难度加大 传统的同意表现为必要情形告知后知情同意书的签署，然而，在大数据条件下，获得同意的难度较以往大幅增加了。
[8]这段判词精彩地阐释了患者自决的精神，成为日后有关知情同意原则研究无不援引的经典。基于传统研究的知情同意模式可被称为特别同意（Specific Consent）或狭义同意（Narrow Consent）模式，即要求针对拟进行的每一项新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把一切信息和可能的风险没有遗漏地揭示给参加者——即使是相关性不高和十分遥远的风险。
[20]2011年5月，麦肯锡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给大数据下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义，即大数据是一个数据集，其大小超过了传统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的能力，本身数据的规模十分巨大，数据的交换率高，数据类型涵盖范围广同时保持了低数值密度。一些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资料库，如UK Biobank、deCode Genetics、Estonian Genome Project等等，均是采纳概括同意模式。我们现在仍处于信息时代之中，而所谓大数据时代，无非是信息时代的升级版。2012年2月12日，《纽约时报》一篇专栏文章称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由此，2012年通常被视为大数据元年。在招募之初，拟开展的研究项目就是明确具体的，而捐献样本的参加者数量也是相对较小的，由于研究者和参加者之间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个性化交流，所以，由此作出的同意决定有助于实现真正的自主。
除了静态的场景性规范，由于风险是动态的，信息利用场景可能会发生转换，因此，场景风险评估也应该是动态的。在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陷入困境之中，海量信息的批量处理、多方共享、目的不特定之频繁利用加大了有效同意获取的难度，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基础之地位受到质疑。（四）第三次工业革命（战后）：人的尊严与宪法对科技发展的响应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大家最熟悉的，之后我们经历了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战争时用的所有武器都是科学家发明的，包括最后美国扔在日本的原子弹，虽然某种意义上有利于结束二战，但是给日本人民的生命带来了灾难，人类第一次看到原子弹多么厉害。
任何时代科学技术都有双重性，既造福于人类，又损害人类。一百年之后、五十年后，其他学科就不好说了。一些公司，比如脸书，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未必充分考虑人的隐私和人的尊严的问题。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和美国的立场不一样，把克隆变成了一个生殖性的克隆和治疗性的克隆，人是不能克隆，但是为了治病的需要，人的某些器官可以克隆，这个克隆叫治疗性克隆。
（一）人工智能技术问题 人工智能是大家谈论最多的一个议题。人不能在恐惧和不安的焦虑当中生活，宪法的存在就是要消除每个人的恐惧、不安。
中小学生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不能自我选择，所以国家出于儿童保护优先原则和保护中小学生健康的特殊价值衡量，禁止转基因食品流入校园符合一般的原则，也符合儿童优先保护的原则。但后来农业部又发一个通知说：转基因是安全的，用不用转基因应该是各个学校来判断，教育部不能禁止、不能不尊重科学。但是宪法是一个平衡，宪法是一个妥协，它以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写在文本上，使之成为一个国家共存的基础。我认为，宪法学的基本命题和核心的价值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人性边缘化，以牺牲人性尊严为代价带来的任何发展，所谓的改革本质上是不符合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也就是远离了我们追求法治的理想，损害了人类的尊严，违背了人权发展的逻辑。
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因此，在科技技术面前必须保持独特性的隐私价值，人格的自由发展要获得全面的保护。人们选择某一个技术时，已经自我减损或者自我限制了自己的隐私权。也可能有同学会说，我们可以关心五十年、七十年以后的事，但为什么要关心一百年以后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死亡的有一千多万人，由于贫困、饥荒死亡的有两千多万人。在核武器面前，法学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能够制约核武器的和平的这样一个秩序。
讲到宪法共识，如果每个国家都不愿意放弃这样一种技术手段，如何在国际范围内达到这样的宪法共识？ 回答：首先，国际范围内的宪法共识也是我们宪法学家从四十年代以来的理想，我们希望有一个世界的宪法，所以四十年代以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家为中心，成立了一个世界宪法研究小组，一直在追求世界宪法。它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工智能会不会改变人的概念？人工智能会不会改变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技术面前会什么样？是不是可以继续坚持？人的道德判断会不会被解构进而被否定？我们所坚持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一系列基本价值在AI（人工智能）技术面前是不是会被削弱？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着对科技的恐慌。
今天我们看到的德国宪法，包括劳动者的保护、社会福利、社会公平概念、劳动者罢工权的规定，其实思想来源都来自于1918年的苏俄宪法。有人认为，智慧法院的一般案件可以让机器法官来做。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健全的宪法体制，我这里讲的是宪法共识的力量，也可能是我们未来应对科技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价值的理念。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性的存在，不能找到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的主体，即使是双胞胎也不例外，所以，人类的个性具有唯一性。人的隐私在手机里，要保护好手机中的隐私。在这方面，现在科技技术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到，有时人越来越感受到人越来越客体化，为了国家、为了某种目的可以牺牲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甚至有的时候在整个国家发展面前，人成为一种客体化的东西，日益远离宪法上的尊严价值。机器人能判离婚案吗？它没有结过婚。
后来到了法院，法官做了判断，说生命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一个人的生命和一百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其中法学是把神学、医学价值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学科，没有法治的保障，人类的灵魂是不得安宁的。
那在核武面前，怎么办？而且我们现在核武器技术越来越发达，已经开发了比以前更为先进的核武器。在我们国家，国家的精神力量，就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核心价值。
比如现任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巴毕尤斯，代表法国政府提出来一个理念，制订一部世界环境公约，人民大学请他来开会的时候，他就提出来：第一，我们有两个人权公约，A公约和B公约，然后再加上一个环境公约，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性宪法。所以在宪法与科技发展互动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的理念符合人类文明，正义的理念、公正的理念、均等的理念，关键是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理念的问题。去年有个官司就是这样的：教育部规定，所有中小学禁止用转基因油。按照宪法的价值，在技术没有达到确定性以前，哪怕有百分之一的风险的时候，政府是不应该放弃中立立场的，应该适当中立地看待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入宪，修宪前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一旦进入规范，就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具有效力，我们要尊重规范。只有借助宪法，凝聚宪法共识，才能够让人类继续生活在自由、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中，确保人类永远主宰未来，不会由技术来主宰人类，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安定，不再恐惧，不再焦虑，不再害怕未来怎么样。
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宪法理论、宪法秩序，但在一个原子弹、一个核武器面前，宪法到底有没有控制核武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思考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是现在所说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恐惧。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子女的父母是信天主教的，他们绝对不允许做一个牺牲式的分离手术，牺牲一个，挽救一个生命。
大家都熟悉的1919年的魏玛宪法，从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转型的魏玛宪法，体现了强烈的社会主义宪法的因素。什么领域的技术可以开发，国家要不要支持，要不要设立科研项目等等，要经过一个价值的衡量。
这里我说的爱国主义是基于宪法共识下的，基于民众内心信仰的国家认同与价值共识。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进入宪法，我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记得去年有个案例，是美国法院受理的一个案件。第三，有助于改变我们社会缺乏共识的局面。
而要控制科技的非理性，在发展科技技术的同时，能够保护人们应有的尊严，消除给人类带来的风险，或者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制度安排，而这个制度安排就是宪法治理。回答：大家发现了没有，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学术立场是清楚的，在科技与宪法问题上，我始终站在一个相对保守的立场上，关注如何以预防性功能降低人工智能的非理性风险。
（三）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 转基因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是有益的？在民主科学和政治公共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能不能让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权利选择仅仅依靠个体决定？能不能说吃转基因食品你自己选择，我告诉你了，吃不吃是你的事？按照法律规定生产转基因食品的企业一定要在产品上标志本产品是转基因，国家的保护义务就结束了，这就是政府可能采取的一种方法。去年微软公司已经宣布，他们将发明AI+基因改组技术，因为健康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基因，但是通过AI技术可以改组人们的基因，把不好的基因重新改组，这样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也许能活到一百二十岁、一百五十岁。
所有的科技只能用于造福于人类的幸福生活。其中，如何用宪法价值约束科技的非理性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出现facebook泄露近8000多万用户信息的事情后，这种担心更加重了。
